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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農業部副部長：一味追求純天然綠色食品，世界會餓死一半人

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期間，牛盾總被媒體追著問：您自己吃不吃轉基因食品？領導干部是否有特供？如今牛盾很坦誠地回應：“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可以買得到。我保證，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。我吃轉基因農產品，但一定是經過安全評價的。”
 
“化肥和農藥被妖魔化了。”近日，全國政協委員、原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提醒，在國內農產品安全問題上，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。針對公眾普遍關注的轉基因農產品安全問題，牛盾透露，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》目前正在修訂過程中，在加強監管、保證消費者知情權等方面會有更多考量。
 
被問到怎么看消費者追求純天然、有機綠色食品這一現象？牛盾回答，一味追求純天然綠色食品，那是小部分歐洲貴族的生活方式。都照那樣的標準，世界恐怕要餓死一半人口。

談農產品安全
 
“對化肥、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”
 
如何保障中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？牛盾認為，目前最關鍵也是最為薄弱的，便是執法落實環節。為此，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，對監管不力的要處罰，才能堵住漏洞。

牛盾說，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、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，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。

 

全國政協委員、原農業部副部長牛盾 資料圖
 
北青報：當下公眾對餐桌上的農產品安全有一些顧慮，比如有報道稱海產養殖濫用抗生素等。如何才能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？

牛盾：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是全社會都高度關注的事情。在中國出現這樣的問題，是發展中的問題。我們應該向工業化國家借鑒學習，提升農產品安全。

從技術上講，我國抓農產品安全才20多年。現在是千家萬戶小規模生產，我們的監管覆蓋需要搭配，要把市場入口封好。哪個國家都有漏洞，西班牙、德國的黃瓜、西紅柿出現過有害微生物污染。出現漏洞，我們盡量縫好就是了。
 
保證安全，第一要制定出質量安全標準及配套體系，標準可參照發達國家；第二是建立強大的技術保證和技術支撐體系，能對進口和國內農產品進行技術檢驗和檢測；第三是建立農產品認證、認可體系。經過認證無公害、綠色、有機的產品，要給其證書和資質；第四是整個國家要有強大的投入，推動前面三項建設，要有強大的行政執法能力落實這個事情。至少四個環節，才能保證一個國家農產品安全。
 
北青報：目前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？

牛盾：現在執法落實環節最薄弱，容易出問題。現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，缺的是落實。執法是要碰硬的，要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力，保護一部分人的權利。政府要明確是各個部門的職能，還要注意信息反饋，收集批評和建設信息。
 
北青報：對于監管不力的部門和主要領導，強調追責會不會更有效？

牛盾：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。對瀆職領導干部要問責。我認為，追查農產品安全犯罪，不要只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，對監管不力的部門、領導也要懲罰。

北青報：據您所知，有領導干部因為農產品出現質量安全問題被追責的嗎？

牛盾：有。農業部也有這方面的案例。不只農產品安全，各領域如環保等，出了問題，也有領導被追責的。

北青報：您怎么看消費者追求純天然、有機綠色食品這一現象？

牛盾：一味追求純天然綠色食品，那是小部分歐洲貴族的生活方式。都照那樣的標準，世界恐怕要餓死一半人口。
 
我認為，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、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。現在市面宣傳一種產品好，就強調沒有用化肥和農藥。這都是不全面、不專業的表述。化肥是人類科學技術創新的優秀成果，不施化肥，作物的營養從哪里來？現在強調的是要科學施用、不能濫用，造成殘留的對人類有害，所以不能以偏概全，去反對化肥、農藥。這是不科學的態度。
 
實際上，我們食品安全領域，最大的問題是生活習慣，比如食用隔夜菜、臘肉等，由此產生的有害微生物，對國民的危害比你們關注的藥殘污染要大得多。困擾西方國家的化學污染，比如比利時飼料有強烈的致癌物二惡英，而我們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問題。公眾認知其實有很大的偏離。
 
北青報：部分消費者對超市有機農產品標識碼也是心存疑慮的，覺得真假難辨。

牛盾：這就是信任危機的問題。所以要強調對不法企業施以重典，否則市場機制就變成劣幣驅逐良幣。要用鐵的手腕，發現一起處罰一起。

談糧食安全
 
轉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
 
自2015年3月被任命為中國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，牛盾在國外履職一年。據他觀察，西方國家食品安全問題也有漏洞，只是國內媒體鮮有報道。去年我國進口了8000萬噸大豆，國內大豆的產量卻正在縮減。針對在國內種植轉基因大豆的建議，牛盾認為，非轉基因大豆和進口大豆不是替代關系。
 
北青報：我國大豆去年進口8000萬噸，國內市場消費對進口大豆依存度達到80%以上。這樣下去，未來不會有糧食安全隱患嗎？

牛盾：我們有自信能保證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，目前無非是個別結構需要優化和調整。大豆只是單一的品種，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國內對大豆需求量增大，所以要大量進口。從另一個角度考慮，為降低風險，我們進口多元化，進口國不一定限定在美國，還可以同阿根廷、巴西等國家開展友好貿易關系。其次，遵循市場規律，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，我們可以采取股份制、合作制等方式，在大豆主產國建立生產基地。
 
北青報：有來自農業界的政協委員認為，如果讓東北部分地區也種植轉基因大豆，國內大豆的產量和價格競爭力就上來了。

牛盾：中國的土地資源有限，大豆單產又低，所以要滿足巨大需求量只能進口。美洲都是轉基因大豆，轉基因技術培育出來的是高油大豆，而我們的非轉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，后者要保證國內和東南亞地區的特殊需要，比如做豆醬、豆腐。人們害怕轉基因大豆存在風險，其實轉基因成分沒有在脂肪里，是在蛋白質里，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。目前也沒有數據證明轉基因大豆對人類健康有威脅。
 
國內沒有批準生產轉基因大豆，但是可以加工銷售。通過大豆振興計劃、經過種植面積調整，可以提高國內非轉基因大豆的產量。但是它和進口大豆不是一個替代關系。

北青報：有科學家不解，國內研發的轉基因大豆無法轉化為商業化種植，而國外種植的轉基因大豆正占領中國市場。

牛盾：品種結構貿易的問題跟科學研究有一定聯系，但不存在必然聯系。國內也有研究轉基因大豆，我們進行安全評價時認為數據還不夠，還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際數據。

我們吃的非轉基因大豆經過5000多年的驗證，但至今還有人對大豆蛋白過敏。一個品種的研發需要非常慎重。我們認為安全了，就可以商業化。進口大豆也是經過國外很長時間的試驗，并通過了中國的安全評價，拿到了中國頒發的安全評價證書。
 
談轉基因
 
非轉基因標識是不合法的商業促銷方式
 
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期間，牛盾總被媒體追著問：您自己吃不吃轉基因食品？領導干部是否有特供？

本次接受北青報采訪時，他很坦誠地回應：“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可以買得到。我保證，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。我吃轉基因農產品，但一定是經過安全評價的。”

北青報：現在市場上非轉基因產品標識特別醒目，以此吸引消費者。可按照相關規定，不是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產品才需要特別標識嗎？

牛盾：這是一個賣點，但這種商業促銷的方式是不合法的，屬于工商總局監管范疇。執法力量不夠，就沒能力全覆蓋。

現在市場的力量太大了，只要得到效益，他就反過來標識。轉基因技術出現僅20多年，代際數據一個也沒有，所以人們有一些疑慮，覺得非轉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。我覺得這只是一種慎重的態度，不是完全排斥轉基因技術。
 
北青報：轉基因技術如何科普？

牛盾：轉基因科普，農業部門也在強力推。但畢竟它屬于高端生物技術知識，普及過程中還受到受眾自身科技素養限制。此外，“挺轉”和“反轉”當下力量對比很激烈。

北青報：農業部夾在中間，是不是很為難？

牛盾：這是我們的職責。農業部門肯定不會支持其中一方，這樣不科學。我們要按事實、法律和結果說話。現在，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說主管部門不抓住機會，反對轉基因產品的人就說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，更有極端言論講，你們跟美國串通在一起……我們聽得多了。
 
北青報：為滿足公眾知情權，轉基因標識管理是否應該加強？此前還有專家呼吁盡快修訂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》。

牛盾：確實應該加強標識管理。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》施行10多年了，現在正在修訂過程中，需要進一步完善。如何更準確監管、如何讓消費者有知情權及選擇權、如何不造成歧義，這些都在研究當中。
 
北青報：社會都很關注轉基因作物濫種的問題。

牛盾：這是一個執法的問題。濫種就是違法，出現一起就要查處一起。不過具體調查過程很復雜，比如種子來自哪里？怎么流出來的？誰批準種植的？任何人違法都不行。比如前些年的黃金大米事件，做科研的想要數據，其他人想要效益，最后查清楚了，證據確鑿，違法人員都被繩之以法。國家沒有規則不行，不按法律規定辦事的，一定要受處罰。
 
我們希望，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個長效機制，對大家都好。這樣大家都能規范地依法地開展工作。好比你開車技術再高、再遵守交通規則，遇到碰瓷的，你總是躲避不過的。很多人會因為你有公權、有資源，就打你的算盤、拉你下水。權力尋租在哪兒都一樣。
 
北青報：民眾總是好奇，農業部領導吃的農產品和老百姓吃的農產品是否一樣？他們吃不吃轉基因食品？

牛盾：我的回答是——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能買得到，我保證，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；我吃轉基因農產品，但是一定經過安全評價的那些。

文/北京青年報記者 孫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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